怀念导师陈昌平先生

怀念导师陈昌平先生

胡启迪

(2013年12月22日)

2013年12月12日是陈昌平先生90周岁冥诞,开春4月清明时节,我去福寿园扫墓时,曾在宜仁园宁静清雅的陈先生墓碑前,鞠躬致意,低首沉思,寄忆往事。

(一) 十年前的噩耗

陈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。十年前,是邹一心兄在电话中告知我噩耗的。他又说,因时值"非典"施虐,一切公众活动停止,丧事也就从简了。对此他十分无奈, 但悲痛崇敬的思情溢于言表。我知道,在陈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,一心兄与陈先生一起,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基础教育的一期课改,呕心沥血、倾身投入,主编数学教材, 形成了“编教材”团队,为华师大数学系争了光。在朝夕相处零距离接触中,他既被陈先生的探求真理品质、严谨务实作风所感染,也被陈先生的创新改革思想、先进治学理念所折服。 他多次跟我谈到了陈先生深刻的教育改革理念,精致的处理教材思路,周到的中学教师教材培训方案设计。由此使我想到,我们必须十分珍惜、珍爱陈先生这份珍贵的遗产, 当我们总结华师大数学教育发展成果时,陈先生的数学教育理念和实践,必是可供研究和挖掘的闪光宝藏。

(二)追忆1961年至1964年的难忘岁月

我受陈先生的恩泽,是从1961年开始的。1961年我毕业留校,踏上教师岗位,分配在新兴的微分方程教研室,拜师在陈昌平先生足下,从此开始我一生的教育工作之旅, 其中1961年至1964年,整整三年,是我工作之旅的的第一站,也是我充满幸福,内心充实,难以忘却,刻骨铭心的三年。我的事业从这里起步,我的教学、科研能力此时开始锤炼, 我的成长道路由此而践行。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陈先生的影响。

当时正值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,落实高教六十条的大背景,因此高校内掀起了按教育规律办学的热潮。打基础、重教学、尊师长、攻科研成为风尚。 我有幸在这样的情势下迈开工作之步。

三年里,我的教学任务是辅导《数理方程》,先师从周彭年先生辅导58级学生,后师从陈先生辅导59级学生,在此基础上,我又辅导了60级、61级学生。 其中59级是我校第一届正规五年制学生,《数理方程》的学时数是一年,这是史无前例,仅此一届,也后无来者的。这一年(1962年)就是由陈先生主讲的。 他优美的板书、铿锵的语调、严谨的用词、对定理内涵的剖析,引人入胜的推导、提纲挈领的总结,把讲课升华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配以端庄的仪容、有节奏的讲台踱步、威严的风度, 给人以教学美的享受。陈先生的教学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我,也潜移默化地传承给我,我又从周彭年先生的细致入微、层层剥笋般的剖析,与同学答问式的讲解, 全身心投入讲课角色的风采中吸取营养,使我打下了扎实的教学基础,逐渐形成了日后自己的教学状态。很长时间,我一直保留了陈先生的讲课笔记, 以及在此基础上自己形成的习题课讲稿,作为纪念物。记得68届张鹭平同学,1978年报考偏微分方程研究生之前,曾向我借去了这套资料,也算发挥了文物作用。 经过陈、周两位先生的教学熏陶,1963年陈先生又给我压担子,把为物理系59级理论物理专门化的《积分方程》主讲任务交给我,当我有压力时,他鼓励我:“讲课就是学课, 独立开一门课的过程,就是学到一门课真髓的过程。”当时在陈先生的鼓励下,走上了物理系讲台。我用苏联彼得罗夫斯基的俄文原版《积分方程》为教材,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, 得到了学生的爱戴。陈先生把我推上了教学新台阶。

三年里,我的科研训练,是在陈先生的引导下起步的。说到科研训练,记得早在1958年,在特殊的形势下,我作为学生,参加了“线性规划”实际课题工作, 当时8个同学在上海铁路局搞运输的线性规划,最后由我执笔写了成果总结,刊在《数学教学》上。但这仅是搞应用的尝试,还谈不上严谨的科研训练。真正的科研训练, 我是在这三年里,在陈先生的引导下起步的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系领导在规划基础科研时,确定以“广义函数”为共同基础工具,函数论、微分方程、概率论等教研室, 各有侧重地确立相应科研方向。当时微分方程教研室有几个科研组,为配合系里的“广义函数”主题,组成了以陈先生为首席的“一般偏微分算子”科研组,下面成员是: 师兄徐元钟、杨庆中和我。陈先生为我们确定了科研训练要点:补专业基础(系统读苏联盖尔冯德的广义函数专着等);读“一般偏微分算子”的系列文献;建立讨论班制度, 轮流作读书报告,提炼可供思考和研究的问题。并确立以瑞典年轻学者霍曼德(数学费尔茨奖获得者)流派的学术成果为学赶目标,邀请时任兰州大学数学教授陈庆益先生前来系统讲学。 我与庆中兄同住一寝室,除各人教学任务外,有空就读专着、论文,相互讨论,琢磨问题。那时候20岁刚出头,意气风发,精力充沛,毫无杂念,在陈先生的严要求下, 受到了难忘的科研基础训练。以后在独立探索科研工作时,这三年的积累,不时在起作用。在科研组内,陈先生的严谨学风,严格要求,心无旁骛,攻坚克难, 专志攀峰的学者精神时时熏陶着我。记得1964年春节,一天下午,大雪纷飞,科研组聚在师大二村113号陈先生家,讨论新一年科研规划,讨论一直持续到天黑。 那时的干劲,可见一斑,已成为常态。那天傍晚,刚巧是我与冯准确立恋爱关系后的第一次约会。她在风雪中空等了多时,最后只能失望而归。当我开完会, 赶到约会点,不见她在,只能一根筋地直冲她家致歉,她家里人也毫无准备,成为风雪夜的喜剧。五十年前的一幕,成为人生的一景。映射着那个年代对事业的执着。

三年里,也践行、探索着一个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,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成长发展。后来系里曾有人称为“陈昌平道路”,我当时并不意识到这件事, 在我心里要遵循的是“又红又专道路”,所谓“红”,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,为人民服务,服从组织需要,干一行专一行。因此,当时在繁忙的教学、科研同时, 乐挑教工团支部书记的担子;与全系青年教师一起,探索“管教管导”的新路子;深入教室、宿舍,贴近学生、热爱学生、了解学生,形成新型师生关系;青年教师中, 鼓励治学好学风,与史树中一起,创办壁报《开拓》。作为知识分子党员、教研室主任的陈先生,确实对我起着“红”的正面影响。陈先生的一生中,在几个关键时刻, 都是按党的要求,干一件事,专一件事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华师大初创时期,强调师范性,探索如何培养一大批教师队伍问题,他积极翻译苏联教材,为 形成基础数学教材教法体系作贡献;五十年代末,为开拓新的应用数学分支,创建“微分方程教研室”,他勇挑首任主任重担;文革后,拨乱反正,他又重拾残局, 承担培养“微分方程”研究生责任;当系里布局,壮大数学教育实力时,他又在年近古稀之年,转身研究数学教育。首先他出面邀请荷兰数学教育专家弗里登塔尔来系讲学; 又通过对国内外数学教学的比较研究,着书立说,并受邀步入国际数学会议论坛;由此开辟了数学系数学教育与国际交往的通道;主持编写课改教材,汇聚经验,倾注心血, 从而获得了中国着名的数学教学奖――苏步青奖。陈先生的这些品行,催赶我在又红又专道路上前行,几十年来,我践行着、反思着、斗争着、信守着,塑成了今天这个模样,无怨无悔。

1964年后,客观形势发生急剧变化,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“左”风频吹,我与陈先生一起随大队伍去皖北参加“四清”工作,1965年我与阮荣耀、史树中三人又继续留皖北“四清”, 徐元钟兄又调离师大,支援组建“半工半读师院”,这样四人科研组也就涣散了,接着就是十年文革,三年的科研小组“蜜月”,从此结束。

(三)平时的教诲,永记在心

此后我与陈先生同在系里,但少有工作交集,失去了陈先生的直接教诲。但“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”,在遇到疑惑时,总想到向陈先生求教、倾述,他总会给我指点。 刚到安徽“四清”,孤身一个教师在一个小生产队,与地方工作队碰到很多思想和作风上的冲撞,无处倾诉,我只能跑到大队部,找陈先生得到劝慰;当我在人生的转折期, 下不了决心选择时,我又会去陈先生处听取意见。记得1984年系里要推我当系主任,1992年市里要我担任高教局副局长时,我处于极度矛盾的选择中,从内心说,由于种种原因, 不想离开业务岗位。我向陈先生诉说后,他说:“我看你搞业务,搞管理两条路都行,都能做事。但现在组织上要你去挑管理担子,你还是要高兴地去。”导师的话,促进我下决心。

2001年晚秋,在华东疗养院遇到了陈先生和李汉佩先生,此时他正与病魔在顽强搏斗,但他心很宁静,我问他正看什么书?他说:读一些古书消遣,正对《易经》发生兴趣, 思考人生。当我们今天也步入古稀之年时,思考陈先生的言行,有许多会引起我们的共鸣、追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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